今日批评家 | 李伟长：忠于自己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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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李伟长（拍摄时间：2019年）
李伟长，1980年生，供职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未被摧毁的生活》《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间多是辜负》等评论随笔集。
我的批评观
忠于自己：我的批评观
李伟长
谈批评观，在我看来也是文学观前，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起毫无希望的恋爱事件。有一个饱经世故的男人，遇见了一个是不谙世事、脸上写满寂寞的女人。这个男人风流成性。这女人的丈夫有钱，可她过得不开心，渴望新的生活。两个人邂逅了，相爱了，不断地幽会……未来怎么办？她哭了，他也束手无策。故事里说：“我们不知道这段关系会持续到何时，但至少现在它不会结束。”有人会问然后呢？没有然后，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真实的”庸俗故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牵小狗的女人》。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就不主张过于追求小说的意义，对契诃夫这个故事的结尾，奥茨在《短篇小说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解读：由于他们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社会责任等因素，他们不能结婚。故事的“意义”就这些。契诃夫使我们感觉到了他们进退维谷，他们极度的痛苦使我们经久难忘。这就够了，故事不需要再有别的意义。
对于故事的意义，奥茨认为这就够了。关于故事为什么会这样，何至于此，她有着平实却独特的洞见：他们不是因为私通而受惩罚！——也不是因为不敢私奔，不够罗曼蒂克而受惩罚。他们是平常的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
奥茨没有否认他们应该受到惩罚。相爱就是惩罚，思念就是惩罚，痛苦就是惩罚，爱而不能相见就是惩罚，未来往哪儿去的煎熬就是惩罚。这就是奥茨的文学观：平常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感情只是其中一种，还有更多同样烦恼的人生境遇。奥茨认为契诃夫忠实了这种真实。
相比奥茨的一种解答，纳博科夫的解答就显得过于工整了。他以《论契诃夫》为题，收在《文学讲稿》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逐段讲解了这篇《牵小狗的女人》。纳博科夫说：有人说契诃夫总爱写一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倒是这样的说法更确切些：他笔下的男女正是因为一事无成才显得可爱。
纳博科夫认为，这篇小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通常的高潮，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然而这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有一点纳博科夫说得深刻：小说没有明确的终结，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运动、以典型的契诃夫方式渐渐消隐……他俩都明白结局还远得很，对他们来说，那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还刚刚开始。
没有有意义的结尾，有人会喜欢纳博科夫的解读，关于日常生活的延续，无论发生什么，生活始终向前。然而，我个人还是觉得奥茨的“平常”一词更加意味深长。所谓平常，就是最大的枷锁，非不愿，不能也。“平常人，陷进不平常的境遇”，则跨越了时间、空间和民族，趋于某种永恒的人类情感和人性。
奥茨建议：我们写作，是要忠实于某些事实，忠实于某些情感，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为。奥茨继续自问：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变得暴戾恣睢，会去杀人；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为什么会跟人私奔，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为什么会去自杀？奥茨的写作，就出于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想知道人类各种情感后面的“为什么”。契诃夫没有写大事件，也没有写人心中的恶念。奥茨认为只有还没入门的作者才会挖空心思，想什么“大”事件。业余作者往往想写大事情，表现严肃的主题。但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就文学而言，世上没有“大”事件，只有大手笔。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其实就是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驱一时之趣味，不满足于流行（因为有流行就会有过时），去体验更为普遍的不会过时的人类情感，也许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学观，好像也可以算是批评观乃至人生观。作为批评家，识别并能理解这种忠于，就是我的批评观。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潜能和赠予
——给李伟长
吴亮
伟长要我写些文字，写写他，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说说伟长，我很乐意。首先，这件事情关系到另外三位文学批评家（尽管其中的两位更愿意自称是诗人、其次才是批评家），他们是张定浩、黄德海和木叶，伟长是这个四人组合的最后一个，他们曾经是难以置信的梦幻组合，至少，在我的眼中是这样。现在，伟长暂时离开了，虽然，他们还经常在一起。
对伟长，其次，我要专门说说“潜能”这个概念，赛义德有过精彩论述；还有“接触”与“互相激发”，我想，熟悉伟长的朋友，注意伟长批评写作的同行，你们会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几年，秩序、包容、影响、传播、过剩、鼓励甚至过度鼓励……
当代文学如此大面积生产的后果就是同时及时建立必要的各种文学病理学，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身就是“病理学”，体验、快乐、嗜好、分类、重逢、逃避、迷恋、麻木、自恋、抵制与笑忘……
是的，短短的几年，伟长，你都碰上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文学批评”这个“志业”吧，伟长，在我的记忆里，你最早的“文学写作”还不是你“主体冲动”而是一种“接触”，一种联系小说家的“衍生”。当然，伟长，你喜欢文学，喜欢读小说喜欢小说家，你本来就与作家来往，与他们面对面。你直接与他们接触，你最早的写作、评论，关于你熟悉的作家的写作，几乎都是近距离的。你了解他们，了解他们作品，这个条件是许多人没有的，但是，伟长，对的，你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了，“评论一个认识甚至很熟悉的小说家”其实很困难，如果你想把“文学批评”作为“志业”的话！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重提前面的那个概念：“潜能”，而非“接触”，如果你有志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唯有“潜能”！
在我看来，直接、近距离、懂得发现“爱的触点”，每一种阐释，展开，让情感延伸，弥漫，是伟长分析、理解、深入；同时将他面对的作品解析（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有着魔力般的特质，娓娓道来，像是心力都服从于爱的积累，难道这就不是伟长紧紧攥住不放的美善，即一种激情般的天然“潜能”吗？
伟长，你的笑容多灿烂，你的目光多清澈，你热情友善，你是体察者、同情者和转述者，在许多场合，一边是作家、诗人，一边是读者，你是摆渡人、信使和解梦人，你让我想起赫耳墨斯，那个漂亮的美少年，你转递爱的信息、鸽子的信息、橄榄枝的信息……但是，你的美善、同情与体贴，我前面说过了这是一种“潜能”，所以你写评论就不需要“批评行话”和“理论概念”，是这么样吗，是啊，你多么“不像”一个批评家，你只是爱，爱文学，爱小说家和他们虚构出来的男男女女！
到了要对伟长“说点什么”的时候了，他的风格、偏爱、透明……这太困难了，作为批评家他迄今出了三本书，不算多，但又是无限多，这几天我反复翻阅伟长的书，来回翻，停下，驻足，走神，许多小说我读过或知道，更多的，我几乎一无所知，那是我多么陌生、必须放弃、无法详细了解的世界，而且是来自各种国度各种男男女女写的虚构小说……
此刻，我好像特别绝望，一个批评家给另一个批评家写些什么，是一件无法依照计划进行下去的任务了。
读书读小说是外在的，因为文字是公开的；不过，批评家的感受是内在的，把他的内在感受表述出来，必须要有某种特殊的方式……我完全同意伟长在文学批评中渗透及饱满的关于“爱”的伟大教义，当然，文学其实就是“爱的哲学”，或者说，是“爱的现象学”……不过，还有呢，伟长，你与定浩、德海、木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我教化者”，人性、宇宙秩序、德行、恶与善、思想、规则还有感受，在这样的自我教化的状态里，“爱”绝不是一切：谎言、贪婪、暴力、傲慢……及由此而来的“惧怕”和“惊恐”，人必须了解“恶”，学会与“恶”相处，19世纪的傅立叶曾经说过一段话：“三千年来，大地已被那些关于爱欲的振振有词的赞美玷污得血迹斑斑了，这么多的恶应该终结了，应该解开一切有关爱欲的谜团了。”
伟长，正因我美赞了你，我才赠予你那个沉重的谜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吴亮，《上海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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